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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石峻 散文——《难忘的露天电影》

作者: 曹石峻     时间: 2023-09-27     

难忘的露天电影


花开花落几十载,光阴一去不回头。童年和少年时经历的那些事,如今我还记忆犹新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农村文化生活匮乏,除了春节期间看村里耍社火,看业余剧团演戏,其它时间就是看电影。那年月,劳动一天的人们,下午放工后早已是人困马乏,但只要听说有电影,便立即精神起来了。顾不上吃喝,哪个村有电影,就往哪个村跑。

电影也不是每天晚上都能看,我们白鹿塬上,塬高坡陡,交通不便。电影放映队来的次数比较少,有时候两三个月才能看上一次。

黄昏时分,放映员用铲子扎出两个圆桶形的深坑,将两根丈二长的粗棍子塞进去后挂上银幕,把发电机拉到操场北边,放在教室的墙背后。又从教室里抬来两个课桌并在一起,将放映机和片盒放在课桌子上,再将一根长竹竿子绑在桌子腿上,给上面挂上一只灯泡。放映员在一旁忙碌着,村里的娃们跟前跟后,嬉戏打闹,乐趣丛生。

天刚黑,发电机就嘟嘟地响了,白炽灯泡把操场照得特别亮,这时候便开始清场子了。演出开始后,从放映机里射出来的,由细变粗的白色强光,把胶片上的画面照到银幕上,高音喇叭里唱着“洪湖水呀长又长,人心向着共产*。贺龙领导闹革命,红旗飘扬打胜仗”。歌声刚一完,只听见有人吆喝着:“热红苕,热红苕,油坊街的热红苕,又干又甜又面。一毛钱一斤。”这会儿人们的眼睛都专注地瞅着银幕,卖红苕的人就是再喊叫,也没人理睬。

到了后来,文化娱乐的形势有所改变,下乡演电影是硬任务,上塬的路就是再难走,放映队也得用架子车拉上放映器材到塬上,否则,年终考评就得落后,演出时也不卖票了,全都是公演。

那年冬天,长安县第十放映队来到我们塬上,在伯坊村演《平原游击队》,消息很快传到周围的村子,天黑后,三五成群的人们都争着往伯坊村跑,去迟的人只能站在银幕背面。电影未开演前,桑村小学的校长手里拿着麦克风,教大家唱毛*语录歌,他教一句,大人娃们跟着唱一句。电影开演后,如果谁家有急事,要到放映场里来寻人,那可是不太好找,只能是向放映员求助。

电影放映期间,人们都静静地坐着,目不转睛地直瞅着银幕,电影刚一演完,秩序就乱了,人们呼地一下子全都站起来了,他爸喊他娃,她女叫她妈,他兄弟寻他哥。老汉抱着孙子,老婆引着孙女,你向东去,她朝西往。

那时候看电影往往是赶场子,今天晚上在这个村里看完后,第二天晚上又去别的村看。长安县的地盘上没有电影看,就去蓝田县的村子。只要啥地方晚上有电影,消息很快就传开了,有时候也误传消息。男男女女们,成群结队跑到邻村去,村子里却是静悄悄的,既看不到银幕,也没有高音喇叭声。你就是在街道上碰见熟人也不敢打听,怕人家笑话丢人。

我参加工作后就不一样了,每天晚上都有电影看。我们单位和电影院属于一个系统,看电影不用掏钱买票。县电影院也是露天场,放映场里放着好多大大小小的石头,前来看电影的观众们都坐在石头上。

正式片子未放映前,先加演《新闻简报》,演出的故事片有国产片子《铁道卫士》《打击侵略者》《奇袭》,也有朝鲜电影《摘苹果的时候》《看不见的战线》,和阿尔巴尼亚的《地下游击队》《海岸风雷》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《勇敢的人们》。

1973年冬的一天晚上,*支部*突然宣布,半夜里十二点去电影院看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。由于是宽银幕首次内部试演,对外保密,所以消息只有文化单位的人才能知道。大家听说看《卖花姑娘》,高兴得也不睡觉了,都在宿舍里等着盼着。到了11点半,集合的哨子终于吹响了。同志们穿上棉大衣,戴上棉帽子和口罩便出发了。

韦曲街上夜深入静,西北风卷着雪花,我们来到电影院,文教科的领导和文化馆、新华书店的同志们早都坐好了,稍等片刻,演出就开始了。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主题歌和音乐旋律,在漆黑的夜空中回荡着,雪越下越大,放映场地变白了,周围的房子和树木变白了,人们忘记了瞌睡,忘记了寒冷,忘记了屁股是坐在冰冷的石头上,所有人的情绪全都沉浸在宽银幕上的画面里。

三年以后,县财*有了钱,漂亮的大礼堂替代了露天放映场,一排排折叠和固定的靠背椅取代了一堆堆的大小石头。改革开放以后,随着台式黑白电视机、彩色电视机、平板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后,露天电影早已被人们彻底地淡忘了。

如今的网络电视机更方便,坐在自己家里,躺在床上就能搜索到好多过去的老片子。每当我闭上眼睛,回忆起当年赶场子,坐在石头上看电影,仿佛是又回到了露天电影院。

(黄陵矿业  曹石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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